周航：中国经济破局，改革比创新更重要

　　作者：周航

　　人文经济学会理事、易到用车创始人

　　6月底，我去了一趟夏季达沃斯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今年达沃斯的焦点仍然是总理在开幕式上的发言，以及一系列采访，的确振奋人心。大家仍然希望能够从总理的发言当中，得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一些判断。

　　听完总理讲话，老实说我自己的感受还是蛮焦虑的。

　　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确实不容乐观，一季度GDP增长是6.7%，二季度仍然增长乏力。可以说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“失速时代”。以前，在一艘高速前进的大船上，人们不用特别费力就能够随之前进，享受板块红利。但一旦这艘大船慢了下来，诸多问题就要浮出水面，怠慢不得。我们能够适应业已到来的“慢船时代”吗？

　　当下，传统企业的确步履维艰，淘汰率非常大，哀嚎一片；新经济似乎呈现出了非常昂扬向上、蓬勃发展的朝阳市场状态。所以，总理提出，中国的希望在于新经济，新经济会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。因此，政府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，包括支持新经济的产业政策，包括对新经济的一系列支持，甚至包括支持风险补贴，以及差别化的产业政策，有倾向性、扶持性地去支持新经济。

　　对此，我感到非常困惑，同时不免思考，这或许不是“找到出路”的最优解。

　　要想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更好的认识，必须得了解过往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和契机是什么。

　　1、经济全球化

　　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、土地成本和税务成本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资源洼地。中国所有的外向型经济，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，迅猛发展起来的。当然，配套的包括我们的事实上的联系汇率政策，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背景，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利用自己的要素红利，快速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。

　　2、城市化进程

　　以前，中国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，以政府和政府平台型公司主导的“建设铁公鸡”，以及促进全球化进程的旧城改造，掀起了第二波浪潮。这一波浪潮，主要由政府主导，得以快速完成。如今，中国几乎成了全球基础设施最好的国家之一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依然在进程之中。但是，这个体系所付出的代价，是低人权红利——因为我们可以比较蛮横地、快速地征收土地，甚至剥夺、倾占了很多公民应有的合理权益，以实现快速增长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仍然有潜在风险。

　　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基础设施尽管发展很快，但是并不便宜。不管是电力、上网价格，还是高速公路的通行价格，其实都是全球最贵的。而且，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，它并不注重效益，因此会出现极大程度的低效、高成本、浪费。特别是在后期，甚至出现为了GDP而重复建设，导致政绩工程的隐患。更可怕的是，地方政府负债率极其高，可以说是债台高筑，有很大的债务风险。

　　3、科技创新 消费升级

　　这一类是比较乐观的，以高科技、互联网和生活方式企业为代表的，协同民众，改善民生，赶上了全球科技发展同步和消费升级的浪潮。这个浪潮最健康，也是目前发展最大的积极力量。

　　这三次发展浪潮，自有其相似之处。

　　过去三十多年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本质，是适逢时代机遇，释放生产力和要素活力的过程。而当前最大的障碍在于，最难改革的地方，恰恰就是各种要素市场，以金融、土地为核心的，这些领域的改革往往极其缓慢，且阻力甚大，极大地阻碍了要素市场的流动。这可能会遗留大量的问题。

　　我认为，所谓创业创新，不管是互联网+，还是工业4.0，其实都无法承担推动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向前发展的责任。

　　因为，这些新的经济形态，都还处在萌芽状态。不管是自身商业模式，还是市场规模，都还面临极大的挑战。就算有很大的发展前景，也需假以时日，才能成长起来。这就好像，你不能要求一个三岁的孩子——尽管他天赋异禀，身体素质很好，但你不能要求他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。同理，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完全寄托在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上，是非常不合实际的。

　　其实，新产业自己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。比如新老行业由于替代关系带来的冲突，政策法规的暂时缺位，管控方式的惯性等。

　　以出行行业为例，这一市场在过去两年中，爆发式地发展起来，但是自身的问题不少，现阶段存在的矛盾也颇为尖锐。从业者对“政策”的心情有些复杂，既盼望法规早日出台，可以更阳光、踏实的服务经营；同时也担心若政策收紧，对行业的进一步制约...其实，我们非常欢迎部分政策信息，如私家车要转性质为专车、车辆要登记、购买新的保险、人员要持证上岗...这些规范性的政策，即使将带来更高的企业成本，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非常支持。但这个行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，具体实施的环节中，各级地方政府是否会按照“计划经济”时代的模式实施数量管制，尺度和标准又会是怎样？稍懂经济学的人士都知道，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经济，管制经济的核心即是准入和数量管控。这些因素，将是这一行业发展的关键，也决定了市场最终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。

　　改革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。

　　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，现阶段改革的状态缺乏动力。过去三十年当中，中国经济在有诸多障碍性问题的前提下，尚且取得过如此重大的发展。如果在今天能够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，消解这些屏障，其前景完全可以支撑中国再真正发展十年、二十年，彻底跨越中等收入“陷阱”。

　　要深化改革，首先要尽可能地放松管制，资本市场、汇率、股市，越少越好。我们曾经在十八大宣布，要让市场成为决定性的力量。但是在过去两年中，微观经济受到的干预却越来越多，且涉及的细节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　　当然，放松管制的行为，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市场的乱象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市场本身的纠错能力。要实现真正结构性的变革，维持更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的态势，我们必须接受短期的痛苦和动荡。

　　比如说，要去产能，怎么可能既做到去产能，又不下岗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觉得，我们完全有足够的能力，对于这些下岗再就业的员工，按照劳动法的要求，给予足够的补偿，实现稳定的转化，而不是让企业继续成为僵尸，来卡死这个黑暗的闸门。

　　那样的话，维稳的诉求就会最大程度地绑架了改革。

　　事实上，整个社会已经有足够的承担动荡、不稳定乃至短期阵痛的准备——比如股市。你想，我们从去年疯狂的6,000点，到现在不到3,000点，市场对于市场的动荡有非常强的忍受力，社会根本没乱。

　　另外，在放松管制的过程中，政府必须转变职能。政府应该扮演监督者的角色，而不是像地方经济公司一样，进一步充当经济发展者的角色。尤其在食品安全、企业诚信这些领域，政府应该树立标准，一视同仁，不论是央企、大企业还是地方民企，只要违反相关的规定，都应该受到严惩。

　　一旦政府的职能转变，政府的行为也会受到制约。政府不再为GDP负责，这是必须迈出去的一步。政府不应该对股价负责，不应该为货币的最终结果负责，也不应该对股指负责——这都是市场决定的。

　　最后，我想说，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，要相信市场。至于中国经济的出路，改革比创新更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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